近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成功举办。峰会期间，大大小小的会议都离不开科技话题，其中关于人工智能讨论的浓度颇高。
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是中国下一个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重点，但在当前经济发展放缓、全球经贸面临不确定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如何迎难而上？峰会期间，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刘兴华在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还表示，未来5年将是世界经济复苏关键期，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为引领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构全球经济运行底层逻辑。
同济大学特聘教搜，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刘兴华。
产业资本是科创企业的最佳投资方：有耐心懂行业
南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定调“十五五”规划，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注重科技、发展新兴产业。在科技含量高的乌镇峰会现场，你对新兴产业、未来有前景的赛道有怎样的观察？
刘兴华：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继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甚至是传统产业，产业发展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人机互动化是大趋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将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大显身手。
今年的乌镇峰会，成为了解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创新和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最新动态的重要窗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科学研究、现代农业、交通物流、文化教育、医疗健康、家居生活等诸多领域广泛运用的最新进展，了解到人工智能芯片、具身智能等新技术以及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的演进态势，感受到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生态融合发展，持续驱动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变革的广阔前景。
既有钱有资源，还“耐心”，又懂得产业和行业发展逻辑，这是许多科创企业心目中的最佳投资方，而产业资本往往具有这个特点。乌镇峰会间隙，我在与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产业资本在中国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趋明显。
宏观数据对此也有体现：2024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6326.8亿元，比上年增加2969.7亿元，增长8.9%，远高于去年GDP增速，总体研发强度达到2.69%，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去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中企业研发投入占到77%。整个“十四五”期间，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1.6%，共有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现“新跃升”。2024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6.8万亿元。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特别是来自上市公司、产业龙头的产业资本正在成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的确令人鼓舞。
技术创新驱动下，未来5年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关键期
南都：科技创新非常“烧钱”，在当前全球变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刘兴华：当前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乏力。但从另外一面看，在人性需求和市场化的牵引下，在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加持下，技术创新的力量正在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网络化、去中心化和产业边界融合化趋势不可改变，全球价值链将向全球价值网演进，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在孕育。近年来跨境电商的崛起和逆势增长就是最好的例证。
未来5年，将是全球第五次康波周期经济萧条尾声向第六次康波周期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间节点，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新能源、下一代互联网为核心动力的全面技术进步将为全球经济和世界现代化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南都：你认为，支持科技创新，中国尤其要做哪几件事？
刘兴华：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科技现代化，需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创新”和“科技”两个关键词分别出现了61次和46次，这充分表明“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
中国要站在全球科技发展制高点，必须真正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
2024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88%，远低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其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5%-20%之间，而且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入；然而中国的6.88%中基本上是由中央财政投入占绝大部分，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还不多。中国这一比重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一些，而且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特别是企业，大家共同发力，那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新的历史。
第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此外，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携手各国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这些措施也非常重要。
当然，登上全球科技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高等教育正处大变革和大发展的前沿，呼唤教学课程内容迭代
南都：从你在高校的工作经验来看，怎样才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刘兴华：第一，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在这方面，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
第二，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史表明，那些有全球影响的大国，都是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上述人才的国家。
第三，加强人才协作，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通道。这样才能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汇聚和激活创新要素资源，实现自主协同创新。
第四，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同时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引育世界优秀人才。
人才既需要科学培养，更需要合理使用。要充分激发各领域各类人才的创新创造动力活力。
南都：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对高校人才培养有冲击吗？
刘兴华：如今人类社会正进入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人机互动化为特征的大智能、大能源、大健康交互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再次处在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前沿。
从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看，高等教育不仅要主动适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且还能极大促进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牛津、剑桥等欧洲古典大学的出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以洪堡大学为标志的欧洲现代大学崛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以美国硅谷新型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崛起，催生了信息化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有的学者把这场革命命名为“智业革命”，人类与机器的分工正在从体力分工扩展到脑力分工。这将催生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大学，这些大学将在科技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甚至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在“智业革命”时代，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人们谋生的本领，更要为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高质量赋能。未来的大学，将是超越离散知识点、摆脱单一思维模式和思维体系，按照教育规律培养人才和推动全社会创新的全新教育机构。
南都：应对这些变化，高校需要作出怎样的调整？
刘兴华：高等教育必须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前瞻性、战略性判断，积极主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系统建构专业设置和教学课程内容迭代能力，塑造学生生存技能不断迭代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批判能力、知识迁移能力、跨界发展能力。
要打破传统大学的封闭物理空间，建构以最强原则性和最大灵活性培养人才，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知识网络创新联合体，打造优质教育资源，提供数智化课程内容和学习工具，促进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创共享，实现数智化时代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
在数智化时代，高等教育将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权利。要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实现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共同进化，使终身学习契合产业升级的脉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以此开启高等教育伴随一个人全部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历程的新时代。
综合施策、科学规范，及时堵住滥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漏洞炒股配资网站来
南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治理、让技术向善，备受外界关注。这次乌镇峰会也专设了一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治理论坛。你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哪些作为？
刘兴华：我也特别关注这个话题。在这个论坛上，许多专家发表了真知灼见，很受启发。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都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挑战。然而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都将远大于以往任何时候。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已经成为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驱动力量；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广泛应用，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再加上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指数式迭代演进、应用场景日益泛化，已经在法律规范、道德伦理、公共治理等方面带来新挑战，技术的失灵风险和恶意使用风险甚至将给人类文明演进带来系统性风险和重大考验。人类社会必须在创造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发展“动力系统”的同时，打造必要的“综合安全控制系统”。
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都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治理密切相关。在“不舍昼夜”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坚守自身的精神内核，又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不断进行自我创新与发展，才做到“可大可久”“生生不息”。中国如今是世界人口大国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大国，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巨大。中国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广泛运用的同时，中国将主动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和伦理准则，综合施策、科学规范，及时堵住滥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漏洞，有效规避和防范安全风险，让人工智能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品更好造福社会，为全球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创新与治理积累新经验、探索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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